194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后，1950年3月出版了由大会宣传处汇编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文集》），厚达599页，充分完
与巴金一样是来学习的
巴金逝世后，有人联系到他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所作的著名的发言“我是来学习的”，说他把自己界定为“局外者”――这其实是用今天的眼光看60年前的事，有点想当然。巴金的发言先登报后收在《第一次文代会文集》上：
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来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而且我参加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见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青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七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我没有见过，可是它们对我并不是陌生的。我看到的全是诚恳的、亲切的脸。我仿佛活在自己的弟兄们中间一样：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换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七百多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从以上文字中，显然看不出所谓巴金要作“局外人”的意思！回望新中国诞生之时，“学习”运动曾经是开国第一热潮，人人“学习”，只有先后之别没有学与不学；“学习”是最“时髦”的词汇，几乎人人挂在嘴上。就在《第一次文代会文集》中，还有康濯的文章“在学习的路上”，题目几乎与巴金的雷同！
据当时的报道“文代大会侧记”：在周扬报告中，大会主席就曾宣布“平津第二代表团、南方第一、二代表团提议‘十几年来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从艰苦战斗创造了新的人民文艺的模范，对于我们刚刚从国统区解放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起了带路作用，在这一个伟大会合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向他们致无限的热烈的敬意！’”在有关7月23日“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揭幕”会上的“自由发言”的报道中，吴祖湘说：“在国统区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进步，解放后才觉得自己不知道落后到那里去了……希望老解放区的朋友们，带着我们，鞭策我们前进。”“杨振声发表感想”是：“自己没有资格参加大会，更没有资格讲话，我是来学习的……解放后，才看见了解放区的作品，觉得中国重生了，自己也重生了……”靳以说：“我是先沉默，再学习。”
像巴金这样的代表来到北平，虽然憧憬一个新中国，可对许多新事物近乎无知，不说来学习还能说什么？“来学习”恐怕是最好的态度。何况“第一次文代会”对巴金给予了特别的尊重，别的不说，在《第一次文代会文集》的“纪念文录”中共刊出38篇个人文章，他的“我是来学习的”列在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欧阳予倩和梅兰芳之后为第6篇；共刊出25幅照片，个人署名的只有11人，他列名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柯仲平、郑振铎、梅兰芳、曹禺、赵树理之中。
坚辞不就的胡风
如果“第一次文代会”真有“不合作者”，恐怕只有一个胡风。比如上述报纸报道的最后还写了：“胡风在台上，讲了几句客气话。”――只讲几句客气话，似乎有点不应该。
在《第一次文代会文集》的“纪念文录”里，巴金之后第9篇是胡风的“团结起来，更前进――代祝词”：“……为了什么而团结？――……凭了什么而团结？――……团结起来，更前进！”通篇写的是“团结”两个字。
据《第一次文代会文集》的“名单、章程”载：“南方代表第一团：团长欧阳予倩、副团长田汉、冯乃超”，团委无胡风，代表有胡风。“大会主席团”有胡风，“大会常务主席团”无胡风。在“大会各处各委员会工作人员名单”中，“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茅盾、胡风、厂民”；“章程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主任沙可夫，委员有胡风；“小说组委员兼召集人叶圣陶”，委员有胡风；“诗歌组委员兼召集人胡风”……在新成立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里，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周扬，常务委员会无胡风，各部负责人无胡风，胡风列名委员……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里：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常务委员会有胡风，各部负责人无胡风。
“第一次文代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的政治报告。大会开幕就听取了郭沫若的总报告，接着是矛盾的“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总报告”、周扬的“报告解放区文艺运动”、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不过，印刷在《第一次文代会文集》中，茅盾的报告最后增加了一个“附言”，摘录如下：
二 本报告起草小组……前后共计十四人，其中：阳翰笙、马思聪、史东山、叶浅予、李桦等五位原为影剧、美术、音乐各组专题报告之起草人，参加本组仅在原则上交换意见，不负责实际起草工作，又巴人先生因事忙，胡风先生坚辞，皆未参加，故本报告实际参加起草者前后实共七人，开会多次，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我们目前还不可能把十年来的国统区文学作总结……三 本报告既非结论性质，则报告中所提问题自然亦欢迎文艺界同人展开讨论……欢迎大家写文章来作公开讨论。
这个“附言”，重要之一是指胡风“坚辞”不就；14人小组实际只有7人参加了起草，其他缺席的都有理由，唯独胡风是自己“坚辞”，报告自然也就不包括胡风的意见――看到这里，或许读者应当注意到茅盾“报告”还有一个重要的副标题“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联系到书中“五 专题发言”里，国统区的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和舞蹈一一发言，却独缺国统区文学的发言。
如此看来，胡风的“坚辞”，难道不会被认作是“不合作”吗？他的“坚辞”被公开，也为“第一次文代会”留下了一丝遗憾，为后世留下了一则谜题。
几个特殊代表
“第一次文代会”有几个“特殊代表”，其中“没有到会的代表”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那年5月，他突然中风半身不遂、生活困顿几乎无力医治。正好周恩来派人来邀请他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立即对他家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雪中送炭，解他一时之急。7月开会，张恨水虽然不能出席，仍然被列为平津代表，成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还有一个“客串记者的代表”上海画家陈秋草，他不但创作了包括毛主席画像的几幅图画，还为《旅行杂志》撰写了几篇报道：
一片干杯的呼声 每个人都涌上醉意
七月十四日下午五时，七百多位代表们被邀陆续进入了御河桥二号的园子，那是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军委会等九个单位联合柬约的宴集。园子里花径曲折，密叶幽深，高下参差排列着百余席餐桌，洁白的台布映着晶莹的树荫，见得分外娇艳……中央的干部同志都来殷勤作陪，茗酒言欢，阖座生春。席间由叶剑英市长致词……词毕，乐队演奏各种名曲助兴，还穿插了新疆朝鲜等地代表的歌舞，南方二团代表周小燕先生也被邀高歌一曲，赢得满座鼓掌。那天所备的菜肴特别丰美，鸡豚牛脯，大快朵颐，朋友们举杯遥祝，但听得一片干杯的呼声，每个人都涌上醉意……
御河桥二号，抗战胜利前是日本使馆，解放前夕一度是傅作义的“华北剿总”，解放后改作了北平军管会交际处。据记载欢迎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就是在这里的小客厅举办“招待会”；当天吃的是燕窝席，宴后到餐厅看电影，想不到看的是几小时前在前门车站的欢迎记录片，令宋庆龄与大家都非常惊奇。
“开到一半才来的代表”，是华北代表团团长、老资格的革命家与作家萧三，他还是让许多熟人“大吃一惊”的代表。据报道：“大会报到代表截至七月十一日止，共六百四十人。最近报到的有刚由苏联参加普希金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归来的萧三……”他随中国代表团到捷克布拉格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回京，又匆匆去了莫斯科。等他一个月后回来时，却让妻子甘露等吃了一惊。
甘露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列名“资料科科长”，会议期间，每天带着四五个人紧张地速记，生怕记得不准确不全面。就在一边紧张工作一边和两个孩子热切地等待萧三回国时，一场悲剧袭来还浑然不知……萧三突然带着在延安离婚的叶华和两个儿子出现在甘露的面前。原来，萧三在莫斯科时，苏联方面并不知道萧三早已与叶华离婚，做好事地把叶华找来。萧三与叶华母子相见，旧情复燃难割难舍，就把他们带回了中国。诗人的浪漫，既把甘露推进了悲剧，也突然袭击地给组织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
据说，甘露本来要向“政府”状告萧三，但被丁玲等好友相劝，只向中纪委告了状。
事情的结果，是甘露不得不吞下了这场悲剧的苦果，解决了这道几乎无法求解的难题，也成全了萧三与叶华后来被称道的坚贞爱情。萧三逝世于1983年，享年87岁；甘露逝世于1987年，享年67岁；叶华逝世于 2001年，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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